曾經

曾經(  其一)

         約莫在民國七十年左右，鎮上的一處礦場發生意外，一瞬間奪走了一百六十幾條人命，政府在經濟效益的評估下決定終止採煤的產業，轉由進口來取代，這個政策目的在節省成本的支出，而不是為了勞工的安全，結果許多採煤工人被迫轉業或者失業，當然，當時的政府是無須負擔任何的責任，無能為力的勞工也只能自求多福。



   事故發生的那一天，我放學回家沿途看到許許多多搭在路邊的棚架，沒有棺木的遺體用乾冰及草蓆就暫放在棚架下，身旁親人跪在一旁，痛哭、哀號…．，那種淒涼，如今仍然在我的心裡。隔天，我到診所幫忙一些因為悲痛過度的喪家掛號拿藥，漸漸地我理解了事件的始末。

    煤礦的開採通常由陸地往下進行隧道式的開挖，而礦藏豐富的礦脈都幾乎在海平面以下，礦工按著礦場提供簡略的方向向下開採，渾然不覺自己開挖的方向及深度，而以量計價的報酬方式更是礦工致命的吸引力，這次的事件就是有一組礦工班挖掘的深度太過接近海床，導致海水倒灌，連帶地灌入其他的坑道中才導致這麼多人死亡。

    究竟是什麼害了這些礦工？是只看到眼前豐收的礦脈，而導致礦災的勞工嗎？是他們的無知嗎？還是那些無視工安的雇主？

    這陣子那種淒涼的感覺又隱約浮現，我們如同那些漫無方向的礦工一樣，進到坑道裡頭，只顧著攫取慾望，卻往往忽略了報酬背後的風險，一但事故發生，迎面而來的是虛與委蛇的支持和逐漸被沒收的希望。老師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陷入無法自主的危機中，看不清楚外界瞬息萬變的情勢，仍然以慣用的方式面對挑戰，這正是我們所面臨的困境。

曾經(  其二)

    在原始的部落中，源於無知和對環境的不了解，因此對自然界的變化總是以鬼神的方式敬而遠之，而懵昧中總是有許多智識開發的先行者，其一利用巧智，創立儀式，藉由祭壇的神聖，取得信任與權杖；另一種則主張真相與事實，努力想讓所有人理瞭自己所知道的一切，在兩種不同文化的引領下，文明得以緩步前進。但不幸的是，多數的人都選擇依附祭司的權杖，對權力的恐懼和渴望往往麻痺了理性，零星的異議，只能換取多數異樣的眼光。

    有一天，靠近部落的火山噴出了熊熊烈焰，祭司集合所有的村民到神壇前，高聲地提出警告『山神發怒了！』『必須獻上祭品，否則就快有災難降臨了…．』於是牛、羊、豬…．，甚至是人都成了祭品，如果幸運，山神息怒了，更強化了祭司的能力與神力，如果不幸，那可能就是有人褻瀆了山神，繼而演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災難。荒謬的是，祭司總會告訴獻祭的人，能成為山神的祭品是你的榮耀，你的貢獻可以解救你的親人和所有的村民，山神會保佑我們平安！而陪葬者只能心存感激，接納這種榮寵，以免其它的人遭遇更多的不幸。多數的人也選擇相信祭司，重複著犧牲別人保佑自己的儀式，只要不觸怒山神，還是可以用向來的方式生活下去，直到那一天輪到自己獻祭的時候，才驚覺「為什麼犧牲的是我！」。

    其實這種原始的文化不斷地在各種人類文化中複製、轉移、包裝，人們越來越懂得利用權力的機巧來犧牲別人，只是機巧中總還是醞釀著少許的歧異在其中發酵，讓這種機巧漸次顯露出原來的樣貌，只是相對的代價總是來得太高，這種呼應權力或與權力共構的文化，基本上是具有相同的意涵，即使在號稱民主的社會中仍然比比皆是。少數的的支配者透過各種會議與不斷的妥協，決定多數人應當分享或「配給」的權利與義務，而這些「分享」或「配給」通常是無關緊要的零頭，往往是不足以影響原的有權力結構或剝奪既得的利益，除非被支配者揭竿而起，形成足夠的壓力並瓦解支配者的權力，然而遺憾的是：在權力解構的過程中，往往又形成另一批新的支配者，而這些新的支配者在形式正當的包裝下，集結的力量又更是牢不可破。

     在校園民主開放的形式主義包裝下，我們彷彿又陷入這種泥淖，表面上老師們似乎取得許多參與決策的權力，但仔細思索，我們只是不斷地在為少數人的想法和企圖背書，實質上更強化了支配者機巧的正當性而己。如果老師們對於權利和義務不時時抱持著一種質疑的態度，怯於辯證權利和義務的正當性，任由支配者巧取豪奪，最後我們勢必拱手將自己獻上祭壇，只留下一些吟誦自己的讚詞。

 

現在

     教師會最核心的價值在於建構一個專業的空間，讓老師們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，專心致力在教育的志業上；遺憾的是：在觀念的調整上，我們似乎跟不上情勢的變化；近來發生的許多事件中，我們眼睜睜看著老師們身陷重圍，回過頭來卻只能提供一些無濟於事的關懷，這種無能為力的挫折更甚於打了一場敗戰。教師會積極的功能，似乎應該著重在防患於未然而非善後，但問題是：我們卻無法推估下一次會發生什麼事，出事的又會是誰！近幾年來教師會致力於制度面的改變，目的無非是要建構一個更可以權責相符的校園文化，不幸的是多數的努力常常換來有名無實的下場。教師會積極地想引領老師們到一個正確的方向，藉以減輕經年累月所形成的包袱，只是事與願違，教師會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根本就不如一個「互助會」。

    許多癥結都在於心態的固著，誰都不敢自信能夠改變任何人，更何況是一群身經百煉的精英！向來大多數的老師將教師會視為權益的守護者，基本上的認同就原本不足，這種互為羽翼的思維，與一般幫派的共犯結構其實沒什麼兩樣，所不同是教師群體中每一個人都是「老大」；多數的老師採取「穩賺不賠」的策略，一面配合行政系統由上而下的政策，暗地裡卻希望教師會檯面上的幹部由下而上地反制這些政策，最後不論結果為何，不傷分毫的全身而退總還不是問題，而最終陷入困境的通常是組織本身。這種易於切割的現實，正符合許多行政運作操弄的胃口，十八%的變革切割出行政和教師的差異、國文作文切割出教師時數的差異、分級評鑑切割出主流與非主流的差異…...，教師群體零散的意志和選擇性的堅持，屢屢提供行政系統予以戲弄的機會。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、「強自取柱，柔自取束」，如果教師會長期以對抗權力的分配而存在，久而久之必然限縮了教師會的專業功能，即使教師會在未來為老師們取得多好的條件，維護了多少權益，教師會的專業形象和地位終究要崩裂瓦解；這一個事實，我們可以藉由實施了健保制度後，台灣醫師的專業地位和形象卻日益下滑的現象中窺出端倪。也許有人要問：究竟要如何才能突破這樣的困境呢？那答案大概就是這個問題本身！如果一個組織的成員不積極誠懇地思考參與的目的和價值，只願意觀望別人的努力和遭遇，卻怯於共同承擔風險和責任，這個組織必然會在利潤不均的情形下走入歷史。

        因此，這或許是我們重新思考教師組織正當性的時候，究竟我們為什麼加入教師會？教師會的功能又應該是什麼？目標呢？如果我們只是要將教師組織當成一個可供仳蔭的「保險」，那麼另外找一個「老大」來投靠，也許要來得實際一些！

2007  LIHOUSE